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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仁之文革时曾和季羡林共同挨斗

2019/06/09 来源:济源信息港

导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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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102周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,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结束了在这个世界的长途旅行。

这位徐霞客式的旅行家带走了一个时代——至此,中国历史地理学的“三驾马车”,侯仁之、谭其骧、史念海,都已魂归黄土。

只要再等两天,侯仁之就将见到他主编的全套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。这是他主持了30多年的一个项目,前两集在1980~1990年代出版,一集新近完成。他的学生、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晓峰原定10月24日把全套带给老师,可22日下午,侯先生走了。

人们还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》册带到了侯仁之的灵堂。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葛剑雄回忆,这部地图集编委会组建于30多年前,随着侯先生的离去,19位编委只余8位在世,册终于在上个月问世,或许还来不及告诉侯先生。

侯仁之把自己102年的人生都绘在这些地图上,他的旅行就在那如沧海桑田变幻的山川、河海、建筑之间发生。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历史学家顾颉刚、洪业,后来跟随英国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亨利·克利福德·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。那是历史地理学在国外诞生的年代。他1949年留英归国,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人之一,扶持着它从“几门学科的边缘中发育成长起来”。

今日学界公认,侯仁之1950年发表的《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〉商榷》,1962年发表《历史地理学刍议》,次在理论上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,指出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,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
他还是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创者。出于国家治沙的需要,1950年代, 他到宁夏河东沙区、毛乌素沙地、乌兰布和沙漠、河西走廊等地考察,“走出了安适的小书房”。

历史系出身的他早已发现自己“对故纸堆中的历史兴趣平平,但是对野外考察却极感兴趣”。他庆幸自己投身“读书加行路的一门学科”。

曾为徐霞客写过小传的侯仁之喜爱旅行。唐晓峰认为,这是侯先生胸臆之中“天然植下的爱好”,是他生活、学业路途中的“另一种驱动力”。

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记得侯先生对门下弟子的告诫:在书斋做学问也很重要,但现在不缺这样的学者,缺的是走出去的人。

四处游历的侯仁之对芜湖、邯郸、淄博、承德等名城都做过研究,令他“知之愈深,爱之弥坚”的,还是北京。

在他之前,没有人这样了解北京。他是个能说出北京城年龄的人——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,他宣布北京建城可上溯至30个世纪以前,1990年是第3035年。他在英国写的博士论文,也是关于北京的。

大学时代,他只是受洪业教授的影响,对身处的校园产生了好奇。洪先生对燕大校内明代书法家米万钟的园林“勺园”作了考证,这引起了历史系学生侯仁之对地理考证的兴趣。

其后,侯仁之观察中关村、海淀,尝试以历史地理学家的眼光打量更广的世界。在天津生活时,他探讨过“天津聚落的起源”。因为读了《尼罗河传》,他年轻时一度打算写一部《黄河传》。

在学术之外,侯仁之进入大众视野多源于他“中国申遗人”的名号。1985年,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起草提案,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》,联合罗哲文、郑孝燮、阳含熙三位委员提交,引起了重视。

他是国内个关注这个公约的人。郑孝燮、罗哲文在侯仁之百岁诞辰时总结,此事得益于侯先生对祖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热爱,那种历史地理学家独有的机敏和智慧。

出于对北京共同的钟爱,侯仁之曾与梁思成共事,为北京城的规划和保护尽力。北京的起源地莲花池,以及后门桥、卢沟桥等,都因他的呼吁得到保护。

1993年,庞大的北京西站即将修建,将成为北京新的“大门”。一个选址方案是在干涸多年的莲花池上,可减少拆迁,也便于施工。而侯仁之早就考证过,莲花池畔是北京城的起源地。

听说此事后,他以八旬高龄现场查勘、呼吁,终使西站的主楼东移了100多米,莲花池保留下来。随后几年他又多次建议恢复莲花池的水源,当面向市领导演示自己绘制的地图。根据他的建议,北京市对莲花池和后门桥做了修缮,2000年12月21日举行了修复开园仪式。就在这之前的前几天,侯仁之摔了一跤,但仍坐着轮椅到场。因为总在惦记莲花池之事,他甚至在看病取药时,随手在药盒背面写下自己的想法。

他将莲花池的大幅照片挂在自家的客厅里,这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。

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,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——这是侯仁之选择大学专业时,胞弟侯硕之给他的忠告。

然而,一轮轮旧城改造中,侯仁之所收藏的历史地图上的很多建筑逐一被抹去,他和梁思成呼吁保留的北京古城墙被拆。

而他只能倾尽所能,到历史地理中去寻找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描述的“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”。

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对中国青年报追忆,自己每次去拜访侯仁之,都会听他讲北京的什刹海、鼓楼、地安门,讲北京的水系如何保留,从很远的朝代讲起。在侯先生身上, 王义遒感受到强烈的爱国心以及对后辈的提携之心。

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对王义遒多次讲过,她从前不识字,侯仁之竟是她的启蒙老师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位大学教授鼓励她学文化,亲自教她认字,使她终生难忘。

北大教授邓辉还在读大学三年级时,斗胆将自己的一篇论文寄给侯仁之。两周之后,他就收到了侯先生的亲笔信以及赠书。另一位教授于希贤当年慕名到北大拜访侯仁之,扑了个空,就留下自己研究滇池与徐霞客的论文,写上住址。哪知第二天,侯先生就骑着自行车去找他。

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李小波记得,初见侯先生,并不感觉紧张,因为他总是笑容可掬,无论与谁交谈,都欠身倾听。侯先生1944年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时给学生的赠言,激励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。

侯仁之的赠言中说,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,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美食而满足。“一个青年能在他30岁以前抓住他值得献身的事业,努力培养他的士节,这是他一生的幸福,国家和社会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。”

艺术家熊秉明给侯仁之赠过一首诗:“黑板映在孩子们的眼睛里/我在孩子的眼睛里写字/写了又擦去/擦去了又写/写了又擦/擦了又写/有些字是擦不去的么/我在孩子们眼睛里写字。”

回顾“擦了又写”的人生之旅,侯仁之概括过两次“逆水行舟”的经历,一次是因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投到监狱,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。

季羡林生前曾回忆,文革时,他和周一良、侯仁之共同挨斗,三人的名字时常成串出现在北大鬼哭狼嚎的广播里,仿佛“三位一体”。

1966~1972年,侯仁之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。文革之后,他迎来一生写作的高峰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,为躲余震,他在院子里一棵大槐树下支起棚子,以水泥板为桌,伏案工作。妻子张玮瑛说,他的习惯是清早三、四点就把当天要做之事扼要记在小卡片上,卡片是剪开的信封或药盒。他的枕头下总有笔头和卡片。到中午时分,他有时会说上一句:“我已经工作了8小时了。”他的状态近乎“全速奔跑”,旺盛精力延续到近90岁。

侯仁之的邻居、语言学家王力曾对女儿王缉慈讲过一件小事。他们两人有次外出,王力的帽子被大风刮走,飞得很远,侯仁之飞快地跑去追了回来。对于这位长跑健将来说,这不在话下。

年轻时的侯仁之保持过多年的燕京大学5000米长跑纪录。当他88岁那年获颁美国地理学会的“乔治·戴维森奖章”,他答谢时称,这样高的殊荣颁给自己,感到受之有愧。如果再年轻一点,他会跑掉,因为他曾是长跑,但如今年老跑不动了,只能接受。

他给同事展示过自己文革时下放江西鲤鱼洲时用过的扁担,讲述如何用它挑起100多块砖走几十里路。82岁那年,他还带师生去内蒙古赤峰市考察,由于大雨冲垮路基,他们坐火车中途返回。那是他此生一次野外考察。

他引以为傲的健将体魄终于衰老。侯仁之渐由长跑改为散步,直至95岁坐入轮椅。但他的站姿让人很难忘怀:在走路十分困难时,他仍挪着碎步把客人送到门外,几只猫簇拥着他,蹭他的腿。

他在静寂的燕南园61号住了半个多世纪,收留了不少流浪猫。人们猜测,“据说燕南园里所有的猫都到他家院子蹭过饭”。有客人来访,这些猫就前呼后拥迎上前来。告别时,这些猫又陪他送客。

晚年,侯仁之的视线又回到他自谦的学术生涯“微不足道的起点”。这是他终生所爱,他写过《未名湖溯源》,写过《燕园史话》,写过《我从燕京大学来》,连“未名湖”三个大字也是他题写的。家人推他在未名湖畔散步,会让他尽可能接近水面。

葛剑雄一次谒见侯先生时,听到老人说,看不到燕京大学的恢复,司徒雷登老校长的骨灰不能在未名湖畔安放,是他生平憾事。

在女儿侯馥兴记忆中,父亲留英回来时,打开一只黑箱子,拿掉衣物,露出的是两个硕大的地球仪,占了大半个箱子。他还带回一辆墨绿色的“三枪”牌自行车。它在漫长岁月里陪伴着侯仁之对北京城的探索。

如今,地球仪和车轮都已停转,侯仁之也停止了旅行,但他谢绝告别。尊重他的意愿,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,只是设立灵堂,开放三日,供人吊唁。在他的灵堂里,没有哀乐,只有他平生喜爱的《燕京大学校歌》和《田园交响曲》。(本报 张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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